革命老人华克之
发布：2009-10-20 11:29:57 来源:转载 浏览次 编辑：佚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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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一个春秋连接起来，几乎同本世纪一样长；九十一个年轮所包括的风霜雨雪真不知道用什么才能装载。可他还是那样，没有一点炫耀，不杂半丝后悔，乐呵呵地面对生活，幽默风趣却决不夹带戏弄地接待扑面而来的人生，他似乎根本就不知道世间还有一个“老”字。这就是我们宝应人所熟悉且引以为荣的革命老人华克之。
说到华克之，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五彩斑斓的传奇故事。他曾用过几十个别名，化装过商贩、记者、哲学教授、龙井茶种植园主、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华侨巨商等各色人物，出入于香港、广州、上海、南京等大城市，周旋于日、美、英和汪伪、国民党的高门大宅，从事隐蔽斗争，出生入死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老人的生活经历足以使人眼花缭乱，老人的思想却只要用一句我们记得烂熟的话就概括得清清楚楚了，这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。推开那些惊险的情节，眩目的功勋，超人的学问、智慧、勇气、毅力以及变幻莫测的斗争艺术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颗为信仰而生活、奋斗不息的赤子之心。
在当年，选择共产主义事业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与奋斗目标决不是一种时髦，更不是一架通往飞黄腾达的“天梯”。他却按照自己的方式，几经曲折，几番探求，然后以身作则，终生不悔。
他最初的选择并不是共产主义，而是“三民主义”。受父亲和师友的影响，在安宜高小念书时他就对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学说发生浓厚的兴趣。在江苏省第一中学读二年级时他便以“三民主义信徒”自诩了，并且加入了尚在地下的国民党。保送进金陵大学不久，他成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长，理所当然地成为南京市学联的负责人之一。从小学到大学他又是一名深得师长钟爱的“品端学邃”、练达时事的优秀学生。他还与好几位国民党上层人物结下生死莫逆之交。总之，对于这位出身于宝应汜光湖乡的世家子弟来说，可以官，可以商，可以出国留洋当学者什么的，按当时的价值观念，这些都是别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锦绣前程。对于唾手可得的功名富贵他偏偏不着一眼，全神贯注地寻求反对帝国主义列强，振兴中华民族的理想之路。
当他发现蒋介石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，而是“三民主义”的叛徒时，就义无反顾地站到国民党左派一边，发誓与蒋介石不共戴天。为了搬掉这块中国革命的绊脚石，他同几位热血青年一起，在李济深、陈铭枢、王亚樵等反蒋爱国民主人士的资助下，组织并指挥了旨在刺蒋，结果却打伤了国民党行政院长、后来成为大汉奸汪精卫的“刺汪事件”。发生在1935年11月1日的这一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的结果，是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捉拿他归案不得，其他几乎所有参与人士未曾逃脱国民党特务的魔爪。还有许多无辜的亲友也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这一事件的又一结果是，他从血泊中醒悟过来，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蒋介百的血腥镇压不仅使他进一步认清蒋政权的反动性质，也使他真正认识到个人的力量，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制度的，只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洪流，献身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，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正确的认识指导了正确的行动。抗日战争爆发不久，经廖承志、潘汉年介绍，由毛主席亲自批准，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并成为秘密战线上的一位坚强战士。
比之同辈人，华老入党至少迟了十年。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从建国前特殊的对敌斗争到解放后被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受监禁、审查长达24年之久，无论置身于怎样的困境之中，他都未曾动摇过自己的信仰。1937年5月4日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，他曾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贞不二概括为七个“不”字：不怕死，不怠工，不撒谎，不贪财，不想出头，不埋怨组织，不讨价还价。他一字不移地履行了自己的誓词。
每当谈及七个“不”字，他总不忘说明，七个“不”字以“不贪财”一条最为要紧。他说，对一个普通人来说，金钱能决定他的人格；对一名共产党员来说，金钱能测出他的党性。他又说，共产党人并不拒绝任何致富的机会，不过当他为自己的理想浴血奋战时，任何一宗财富一旦到了他的手中，就应立即变为组织的财富，无产阶级的财富，人民的财富。为他的这些观点作注解的正是他自己的行动。仅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在上海和香港两地，他利用工作之余，从事金融与商务活动，就净赚了42万港币，折合黄金4200两，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了活动经费。他自己既无皇粮可吃，又无薪水可领，“三餐大饭一餐茶”全要靠自己去挣。身上除了两套西装两条领带(这是扮富商装阔佬不可少的)，便身无长物了。
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被捕，搜查结果，他与老伴的全部积蓄仅只50元人民币而已。面对改革开放的滚滚热浪，老人常感无限欣慰；对拜金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的抬头，老人也不免有些忧虑。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家里人说，“我衷心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倘不是年老力衰，我会乐意从事经济工作的。然而我担心不少人会在金钱面前迷失自己。一个共产主义者，从精神上说，他富有天下；从物质上说，在人民还很贫困的时候，他应当固守清贫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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